►26年前,张国荣在电影《阿飞正传》中讲过一个故事,“我听人说,世界上有一种鸟,没有脚。它只能一直飞,飞累了就在风里睡觉。这种鸟一生只能落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去的时候。”
2003年4月1日下午6点43分,张国荣从香港文华东方酒店纵身一跃,留下了“鸟无脚”的隐喻。此后,每年的这一天,就成了一个特殊的纪念。
张国荣的演艺生涯可以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80年代是香港流行文化的黄金时代,他是叛逆的流行偶像,也是最难以忽视的代表符号;而世纪之交前后,他开始独立求变,在行业限制和大众认知的局限内,寻求自我转型和突破的机会。
人们怀念他,更像是怀念一个久违的昨天的时代,70、80后在他身上寻找青春的集体记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没有经历过他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成为新粉丝,他们被称为“后荣粉”。
张国荣的歌曲被后人翻唱了一遍又一遍,历久弥新。作为同辈巨星,他留下的最宝贵遗产是艺术家个人对“真善美”的追求,这在今天更显珍贵。
视频:张国荣唯一一次在舞台上哭。
“张国荣也等了十年”
“谁能取代你的位置……”1984年,在代表香港乐坛潮流的《劲歌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上,28岁的张国荣身穿长西装、宽松白裤,与台上四位女伴热情热舞,伴着特别的手势和舞步。在那个TVB独霸天下的年代,仿佛香港所有家庭都锁定在这个频道上,那时人们习惯了抒情音乐。《全职高手》横空出世,张国荣一举成为最受欢迎偶像,引领香港流行乐坛进入唱跳俱佳的时代。
他坚持了近十年才到达山顶。
1977年,21岁的张国荣怀揣着20元人民币,坐电车到中环天星小轮,乘天星小轮过海,再坐巴士到丽的电视,交了5元报名费,参加“丽的电视亚洲歌唱大赛”,凭借一曲《Pie》夺得香港赛区亚军。
那时的张国荣才刚刚开始体会生活的艰辛,他出生于香港的一个上层中产阶级家庭,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很多人还记得上世纪三十年代中环黄金地段的“张活海”招牌,那是张国荣父亲的裁缝店,人们都叫他“大王”,如果在衣服上绣上他的名字,还要多付一百元,马龙白兰度也在这里做过衣服。
大家族里最小的儿子自然就是少爷。20岁那年,张国荣只身前往英国,就读于利兹大学纺织服装专业。他原本想子承父业,但只读了一年就收到父亲病重的消息,只好退学回港。家道中落之后,张国荣在跑马地卖鞋、牛仔裤,连参加歌唱比赛的20元钱都是向佣人刘杰借的。
获奖之后,张国荣并非一夜成名,在默默无闻的岁月里,伴随他的是贫穷、嘲笑和冷漠,他的第一部电影是被坑拍的三流电影,最极端的一次是他在户外表演时,将自己的帽子扔向观众,观众却将帽子扔回给他。
1983年,他在电影《鼓手》中扮演一位热爱音乐却处处碰壁的年轻人,最终通过努力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正如他的自我反省。

在主题曲《静静逆流而上》中,他唱到“好运不会轻易向我招手,我要努力奋斗”,在香港经济腾飞的年代,万物生机勃发,他成为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的标签——“连张国荣都等了十年”是香港人激励年轻一代的口头禅。
正因如此,“时代”的到来才显得弥足珍贵。1985年,他在香港红馆连续举办十场个人演唱会,打破香港歌手首场演唱会次数的纪录。1986年,张国荣的七首歌曲入选香港“十大金曲”季选,当年香港电台龙虎榜就有五首冠军歌曲;同年,他以一曲《谁有共鸣》击败谭咏麟,夺得1986年度十大金曲“金曲金奖”压轴大奖。从此,香港乐坛进入“谭咏麟、张国荣争霸”的局面。

张国荣身穿背心在舞台上表演。图片来自网络
谭咏麟和张国荣的粉丝是死对头,每年的金曲奖都是双方较劲的舞台,往往张国荣一唱歌,谭咏麟的粉丝就会对他报以嘘声。张国荣的粉丝也是如此,张国荣的车被刮花,邮箱里塞满了纸钱和辱骂信,谭咏麟还深陷“买奖风波”。这场较量的结局是谭咏麟于1987年宣布不再接受任何竞争性奖项,张国荣则于1989年宣布告别歌坛。
告别演唱会一共33场,那一年,红磡承受了太多的心碎和泪水,林夕听完《星》泪流满面,他认为张国荣的退场,是一个人在事业巅峰“下台”的艰难决定。
无数人在录像厅里观看了这场演唱会,33岁的张国荣依然娃娃脸,唱到《风继续吹》时哭得再也唱不下去,没人相信他真的忍心离开。
张国荣坠楼前在纸上写了些什么。图片来自网络。
人生梦想
旅居加拿大的张国荣度过了一生中最悠闲的生活。清晨醒来,从自家的阳台上就能看到浩瀚的太平洋、群山、群岛和天空中的云彩,花园里还有一只名叫“Bomby”的小鹿。在温哥华,他那栋临街的美丽房子成了旅游景点。有时他在阳台上抽烟,还能听见导游用扩音器喊:“这里是张国荣的家!”
“每天吃完早饭就等着日落”的日子,并没有让张国荣适应太久。1991年,《阿飞正传》夺得“最佳男主角奖”,并收到多位导演的邀请。张国荣以演员身份回到香港,随后便有了《霸王别姬》、《东邪西毒》、《春光乍泄》等经典作品。
1993年上映的《霸王别姬》是张国荣任何叙事中都无法回避的里程碑。1993年,他与巩俐、陈凯歌、张丰毅三人共同获得法国华语电影史上最高荣誉——金棕榈奖。当年5月,四人在戛纳海滩的合影,至今仍能看出那个年代电影人的非凡魅力。

电影开拍前,他放弃香港的一切,来到北京学戏,一学就是半年。刚到北京时,陈凯歌就去机场接他。离开机场后,张国荣突然提出要去西山梅兰芳墓拜祭。在梅兰芳墓前,他恭敬地三鞠躬、摆放鲜花,随后陪陈凯歌到太后老佛听戏的颐和园吃饭——这也是《霸王别姬》的拍摄地之一。事后,陈凯歌想过,自己为什么要去拜祭“梅老板”?两个字:“崇敬”——对艺术的崇敬!
在蝶衣想抽烟,小楼来看望他那一场,张国荣不得不用拂尘的尾巴把整面墙上的相框都砸烂了。墙上挂满了他和小楼的照片。拍戏前,陈凯歌一直留意两位演员的状态。看到张国荣铁青着脸,旁边的张丰毅咬牙切齿,“我就跟剧组说赶紧把这两个人弄进去。果然,一开拍,张国荣就疯了,然后拿着棍子打墙上的相框,玻璃碎片四处飞溅。”
《霸王别姬》剧照。
陈凯歌喊停,但张国荣已泪流满面,止不住泪水。“我拦不住他,心急如焚,说你真的像丧母一样难过,分不清人物和角色。不只是程蝶衣,张国荣也已经山穷水尽了。”
2002年,张国荣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人文馆演讲时说:“我觉得演员要有为所饰演角色创造生命的决心,这样演员才能穿梭于不同的生命之间,才能把角色演绎得活灵活现。”
另一则叙事中,张国荣除了是演员,为人也善良真诚。京剧老师王曼玲和化妆师宋小川成为他的挚友,电影拍摄结束后,他曾两次邀请他们去香港旅游。王曼玲的爱人石彦生患癌后,张国荣专程从香港来到北京,为了哄石彦生吃饭,端上一碗蛋羹,“我们一人一半,你吃一口,我吃一口,看谁吃得多。”
张国荣来北京的时候,会带很多朋友去宋小川家里,大家席地而坐,点上蜡烛,听他的唱片。宋小川回忆道,“张国荣问我最喜欢哪首歌,我说《寂寞夜》,他问我听过国语版没有,我说没有,他就唱给我们听。”越来越多的人叫他“哥”,不仅是对他演艺地位的尊重,更是对他个人魅力的认可。
张国荣的前卫服装。
从蛹到蝴蝶
1995年,张国荣重返歌坛,这是他事业的转折点。复出后的第一张专辑《爱》一年内销量达200万张,其中韩国卖出50万张,成为滚石的救星。1998年续约时,面对滚石开出的空白支票,张国荣只签上“友情”二字。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罗峰是张国荣多年的粉丝,她认为,自1995年复出以来,张国荣开始追求更加自我的表达,竭力践行自己的艺术宣言:“演员要漂亮、帅气、有风格,可以雌雄同体、百变百变。”

拍摄《红》专辑封面时,摄影师夏永康问张国荣:“封面上可以不放你的照片吗?不放你的名字?”没想到,他当场就答应了。最终的封面照是一张模糊的黑白头像照,这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也体现了他绝对的自信。

张国荣穿着浴袍登台。
随后在“ 97”演唱会上,演唱《红色》时,他模仿某个特别的人,涂上红色口红,穿上红色高跟鞋,与男伴翩翩起舞,意境迷人,一时引起话题。
此次演唱会艺术总监张叔平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张国荣想打破性别的限制,尝试多元的时尚元素,有点男人味,有点女人味的感觉是最美的。为什么?因为它不再是平面的,而是复杂的。”
也正是在这场演唱会上,唱完《月亮代表我的心》后,特意换上西装的张国荣在观众面前郑重感谢了“他最爱的两个人”——母亲和唐先生,并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
2000年的“激情”演唱会,张国荣在先锋实验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他亲自担任演唱会艺术总监,以“从天使到魔鬼”为主题,从舞台设计的“剧场”概念、长发、裙摆等细节,无不透露着艺术的符号。面对本土媒体“穿裙子扮女人”、“扮贞子”等攻击,他愤怒又心酸,“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这种层次的艺术家,至少应该做点潮流的事,也就是开创一个先例。”
这份真情告白,却成为忧郁症的悲哀前奏。经纪人陈淑芬说:“他后来才知道自己得了病,开始出现一些病理反应,手抖、失眠、出冷汗……”很多人猜测,张国荣患上忧郁症,与社会大众的误解、非议、污蔑有关,独立后,他感受到高处的孤独。
1999年,他以《梦死醉生》一曲,描绘如梦似幻的生死快感;2001年,他与黄秋生合作推出《夜半梦醒》,诉说失眠的痛苦,无尽的煎熬。短短三年,漫长的人生从狂欢到颓废,他孤独一人,在无数个漫漫长夜里睁着双眼。
独自飞翔了46年,这只没有脚的鸟决定告别。在最后一首作品《红蝴蝶》中,张国荣表达了内心的想法:“静静地睡去,无需安慰,叫我再动情……很难摆脱它,浑身是血,化作一只红蝴蝶。”
2000年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在漆黑的舞台上,一束蓝光在中央闪耀,一首歌渐渐响起,“我就是我,我永远这样爱自己。”穿着白色浴袍的张国荣,赤脚走在灯光下,缓缓放下长发,一字一句唱着,“我就是我,是一朵不同色彩的烟花。”
(参考文献:罗峰《禁色蝶》,以及《三联生活周刊》、《人物》等媒体公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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