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看三峡地区汉六朝的商品与商业文化

三峡地区依托长江黄金水道，交通便利，但土地较为贫瘠，主要农作物多为经济作物。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得该地区的商业文化较长江流域其他地区更为突出。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商品经济模式是长江流域文明的主要模式，走了一条与黄河流域、特别是中原地区完全不同的道路。在论证这条路径时，他重点关注了柳林溪和杨家湾两个新石器时代遗址，指出秭归柳林溪出土了大量作为贸易物品的烛台，宜昌杨家湾遗址也出土了类似的“烛台”。 “烛台”疑似从柳林河进口。 [何女：《长江流域文明起源的商品经济模式新探索》，《东南文化》2014年第1期。]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三峡地区的商品文化就起源了并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发展。

近年来，为配合三峡工程建设，考古工作者在三峡地区开展了大量抢救性考古发掘，相关考古成果十分丰硕。汉六朝时期的墓葬遗存较其他历史时期更为丰富。大量出土文物证明汉六朝是三峡地区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时期。本文通过梳理这一时期的相关出土文物，一睹当时繁荣的商品交换和商业文化。

一、汉六朝时期考古发现的商品

商品是可以交换的劳动产品。在对三峡库区进行大规模抢救性考古发掘之前，由于三峡地区文献记载的缺乏，学者们普遍认为三峡地区的经济、文化直到魏晋时期仍十分落后。历朝历代，副业主要是农副业。 [兰勇：《深谷的回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手工业品很少，主要商品是盐，城市不是具有商业意义的城市，而是纯粹的城堡，官员和部队住。 [陈科伟：《长江三峡历史地理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虽然后来有学者指出，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井盐由于战争和移民的推动，三峡地区的工业和稻米运输进一步发展。 [主编：任桂元、胡定平、周彦曹：《三峡历史、文化与旅游》，巴蜀出版社，2008。]但对三峡商品流通的研究仅限于盐业。

本文通过对考古报告的梳理进行阐述。根据同一地区不同地点或不同地区不同地点出土的大量实物，论证了汉六朝出土的陶器、瓷器、装饰品、陪葬器等文物。 .，当时也被大量生产并作为商品广泛交换。 。

另外，本文认为，对三峡地区作为交通大动脉的商品交换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商品的出口，还应考察其入境商品和过境商品。珍珠等典型入境商品的发现就很说明问题。荆楚、巴蜀乃至中原地区其他类似出土物的发现，也印证了三峡地区与外界的频繁的物资交流。

1.陶器

陶器是三峡地区汉代墓葬中出土数量最多的文物。

大量出土的陶器可以直接作为商品进行交换，或者作为容器来承载和加工商品。三峡地区是汉六朝时期重要的盐、朱砂产地。在提炼和运输盐和朱砂的过程中，陶器无疑是一种更便宜、更合适的容器选择。三峡地区自古以来就将陶器作为商品运输容器。据南朝范晔《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巴郡、南蛮郡本有五姓……各命以土为舟，刻画之。谁能在水里浮起来，谁就是王。” ，剩下的姓氏全部沉没，唯独无相孤身一人，浮浮沉沉。因同立，遂从沂水乘土船至盐阳。 “其中，‘土船’已经被很多学者验证是一艘满载陶器的船，既然这项技能重要到足以决定首领的位置，那么它对部落一定有着重大的意义，而不仅仅是一艘浮桥。”其本身的缘故，三峡地区农业落后，居民需要通过交换获取生活物资，进一步推测，这艘船是“从沂水到盐阳”的，虽然今天无法确定这里的“盐阳”。从名字推测，这里极有可能是当时古巴人擅长制盐和朱砂的地区，而这些陶器极有可能装载着卤水和盐，因此使用船只的可能性很大。装载陶器作为运输货物的载体，对于部落的选择意义重大，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2003年5月，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层用来制作陶器的碎片。忠县瓦志地遗址的盐厚达十余米。 [记者黄火：新华网重庆2003年5月8日]2005年6月，800件商代至战国时期的圆底罐从忠县运至重庆，作为重庆三地重要文物进行展示。三峡博物馆-古代制盐工具。车间。 [记者孙旭：重庆商报，2005年6月3日。]

由于对陶器的大量需求，三峡地区当地的制陶业也迅速发展，这体现在陶窑的建设上。三峡地区汉代遗址中已发现相当数量的陶窑，其发展先于周边地区。其中：忠县上中坝遗址出土的三座汉代龙窑是四川盆地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龙窑。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忠县上中坝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608页。]可见当时之后，三峡地区的制陶技术在整个巴蜀地区迅速发展。

在整理汉代三峡地区出土的陶器时，不难发现该地区及整个巴蜀地区的陶器在造型上有相似之处。例如，万州安全墓地出土的器物中，陶鼎、瓮罐等都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 M1（M1：10）工字鼎与忠县土井蜀汉摩崖墓工字鼎【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忠县土井蜀汉摩崖墓》 ，四川》，《文物》，1985年第7期。]（M13：12）同上。 M1型B型罐（M1：21）、M4型A型罐（M4：13）、丰都惠南C2型罐【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简报》丰都惠南两座汉六朝墓葬的研究》，《四川考古研究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M18：85）同上。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万州安全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卷1997》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544页。]但与吴越和中原地区相比，仍然有些封闭。这种封闭性说明三峡地区的陶瓷产业基本能够满足该地区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交通原因，当地文化特色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存在。

2. 瓷器

这里的瓷器主要指青瓷，是三峡地区六朝时期最典型的出土器物，是考古判断是否为六朝文化层的重要依据。可见其出土数量之庞大。六朝时期，瓷器以其优越的性能和美观迅速取代了陶器。它的性质和陶器一样，既是商品，又是商品的载体。瓷器的大量出土反映了当时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繁荣。

与汉代的陶器不同，三峡地区的青瓷不仅与该地区乃至整个巴蜀地区的青瓷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与下游的荆楚、吴地也有一定的联系。例如：巴东茅寨子湾遗址【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国家文物局编：《巴东茅寨子湾遗址发掘报告》、《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一卷）》 ”，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01-133 页。 】：M4、M5、M6墓葬青瓷多见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吴代至西晋时期的墓葬。其中，南昌西晋墓出土的B型、I型瓷罐、四耳罐，南昌吴高荣墓出土的D型瓷罐非常有特色。类似的，青瓷茶壶与武昌武陵出土的盘口茶壶相似。 M5的A II型陶瓮与M4的相同，该墓出土的青瓷B型I型罐的特征与南昌吴高荣墓的特征相同。领带可以。 M6的E型瓷罐与南昌吴高荣墓出土的板口壶非常相似，F型瓷罐与鄂城吴墓出土的四耳小罐非常相似。 III型瓷碗M9:2C与长沙东晋墓出土瓷碗基本相同。 [参考文献1.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昌晋族墓葬》，《考古》1974（6）。 2、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昌吴高荣墓发掘》，《考古》1980年第3期。 3、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关于清理武昌濂溪寺东吴墓的简报》 ，《考古学》1959（4）。 4.鄂城县博物馆：《鄂城东武孙将军墓，考古，1978（3）》。 5.姜赞初：《长江中游六朝墓葬的分期与年代》 ，中国考古学会第三届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 6.高志熙：《略论湖南出土青瓷》，《中国考古学会第三届年会论文集》 ，文物出版社，1984。]M7：A型青瓷罐，高领，宽圆肩，通体有方格纹，基本与宜昌干平东汉四世罐（M30：1）类似器。西汉初期广州也见有（M1088：1）[广州市文化管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群》，文物出版社，1981。]

同样的情况也反映在其他墓葬中。我不会在这里全部列出。这些相似和相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六朝时期三峡地区青瓷作为商品的交流更加广泛，青瓷制瓷技术的传播更加顺畅。还可以看出，与汉代相比，六朝期间三峡地区的航运交通有了很大的发展。

3、随葬器皿

明器虽然多由陶瓷制成，但在功能上与陶瓷有很大不同，因此将其分开讨论。由于明代器物的功能单一、礼俗统一，在大量生产为商品时，形状、形式上的相似性就更加突出。这种相似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同时期峡谷地区随葬品组合相似。另一方面，可以在单个工件的区域内找到大量相似的项目。

例如：丰都县沿长江的低坡山脊上散布着十六、十七座坟墓，估计有数万座。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丰都杜家堡汉墓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1999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681-701页。 】既有土坑墓，也有砖室墓，上起西汉末年至六朝时期，时间跨度达六百多年。考古人员在整理其中随葬品时发现：土坑墓中的随葬品均为陶罐、碗等生活用具，而砖室墓则多为仆俑、武术俑、乐俑。 、陶屋和动物雕像。主要组合。通过与三峡地区其他同期墓葬的资料对比，发现该墓与附近多座墓葬中的器物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巫山麦陀墓葬中，也曾出土过该墓葬的文物。与B型舞俑、B型抱包俑为同一物体。可见，当时财富、地位相近的阶层，基本上都使用类似的陪葬器皿组合。

在随葬品中，也有一些类似的跨越地理距离的出土器物。例如：宜昌前平东汉墓葬[朱士学、周百灵主编：《三峡湖北库区墓葬初探》，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42页。]：IV字形M18出土的仓与陕西刘家渠102号墓出土的IV形仓、洛阳烧沟1037号墓出土的异形仓相同。 [黄河水库考古队：《河南省陕西省陕西刘家渠汉墓》，《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上述现象表明，随着交通的发展，三峡地区的丧葬制度逐渐与其他地区统一，相应的随葬品也成为规模化、流通的商品。

4.配件

三峡汉六代墓葬中还出土了大量的装饰品。金、银、铜等金属首饰因其材质和工艺的共同性，很容易通过其他方式进行交流。因此，本章选取产地有限的珍珠、玛瑙以及工艺相对有限的玻璃首饰来分析其商业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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