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李晓、孟宪石：吐鲁番地区新出土文献综述
1997年以来，特别是2004年至2005年，在蕴藏着丰富文化宝藏的新疆吐鲁番地区，又出土了一批从高昌郡到唐代西周时期的文书。同时，还收集了一些新出土文书，二者合计约有300—400件。目前，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学派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中文学院组成的“新出土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正在整理这批新出土吐鲁番文书。
有令狐阿鼻《葬服图录》图（:17）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对大谷文书的整理，池田笃先生对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献的整理，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唐长儒先生为首的“吐鲁番文书编纂组”对1959年至1975年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以及陈国灿先生对英国收藏吐鲁番文书和宁乐美术馆蒲昌府文书的整理，沙志先生对英国收藏吐鲁番文书的整理等等，都为今天的工作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合理的工作模式。无论是在文献定性，还是在文本校对方面，《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②、《中国古代文献研究》③、《吐鲁番出土文献》④、《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献研究》⑤、《日本宁格尔美术馆藏吐鲁番文献》⑥、《大谷文献集》⑦、《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考察所获中国文献（非佛经）》⑧等著作都给予了我们启迪和帮助。因此，我们首先要对这些前辈学者的成果表示敬意和感谢。
图二：张祖墓出土《葬服清单》（后：5）
图三：高昌永康十二年（477年）闰月十四日张祖买奴婢证（：5正）
图4：阚氏高昌国《易杂瞻》抄本（：13-5）
图5 高昌阚氏所撰历法草稿（背面：13-4）
图六：唐调禄二年（680）东都吏部符箓（：1）
由于大部分墓葬已被盗掘，新出土的文书比较零碎，无法与1959年至1975年间出土的文书进行对比。但除阿斯塔那墓地外，在高昌城东北的巴达木墓地、鄯善县吐峪沟乡的洋海墓地、吐鲁番市东郊苏公塔东北2公里处的木纳尔墓地、交河故城等地也均有发现。还有一些文书在类型或内容上与过去所见的吐鲁番文书有所不同。目前我们的整理工作还在进行中，希望尽快出版图版和记录的对比版，为学术界提供最新的资料。这里我们只简单介绍一下这批新发现文书的主要内容和我们的初步研究成果。
图7：东都吏部印
1. 高昌郡时期
高昌时期的文献不多，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区408号墓出土了一份完整的《随葬衣目》（编号17），属于一位名叫令狐阿碧的女性（图1）。记载的内容十分丰富，是研究吐鲁番高昌时期物质文化的重要资料。408号墓墓室不大，但这份《随葬衣目》记载的内容却比较丰富。可惜该墓已被盗掘破坏，随葬品残缺不全，但还是有很多资料可供比对。吐鲁番文物局曾就此墓发表过简报，并附上了这份《随葬衣目》⑨的抄本，但文字有误。现将重新编辑的文字记载如下：
1 一条旧红色发带 一条旧掉落发带 一个旧簪子
2 三个旧红色发髻 一个旧蓝色发髻 六个旧银发夹
3 两片旧丝绸面罩 一件旧上衣 一条旧丝绸裤子
4.旧蓝色（织布） 一条10.旧丝绸短裤 一条1.旧红色袴 一条（11）
5 所以我手里有三两黄绸，八个铜钱，所以有两两做一条领子，一条领子做一件绸衫。
6.旧披肩（裙）一条、旧大红丝袄一件、旧红袄一件
7 红沙纱上衣一领 紫青裙一领 绸缎二丈
8、旧朱绿色披肩（裙）一条、旧棉絮二斤、旧蚕丝被一条
9银川手镯六件、胭脂粉胶囊一粒、手爪胶囊两粒
10个旧银戒指，9个手指，3个旧右（袖）袋，1个旧铜镜
11 榫眼（囊？）
12 一个旧紫色枕头 一只旧丝袜 一块旧丝绸□
13 兔毛一百一十五捆 金子十斤 发酵酵母一袋
14 老白丝绸100片 老白珍珠两颗
15 令狐阿婢女，即尤忠妻，随身携带的杂衣
16种
值得一提的是，408号墓北壁上绘有墓主夫妇庄园图，反映了高昌时期当地富裕家庭的日常生活（12），可通过《丧葬服饰记》得到验证。
图8 粟特残片（:3-2）
高昌国时期
公元460年，柔然杀高昌大凉王俱屈安周，立阚伯周为高昌王。阚氏虽然开创了“高昌国”的新纪元，但因为阚氏是柔然建立的，所以采用柔然述罗布真可汗的“永康”历法。根据《魏书·柔然传》，永康元年为北魏和平五年（464年），年号甲辰。但根据清末吐鲁番出土《妙法莲华经》卷十铭文，永康五年为庚戌（470年）。王叔安据此推算，永康元年应为丙午，即公元466年（13）。多数学者都持此观点（14）。基于新的资料，我们也赞同此观点。
过去有关阚氏高昌王朝的文献资料较少，吐鲁番哈拉霍加第90号墓曾出土永康十七年（482年）文书残片，同墓出土的其他文书可能也属于永康王朝（15）。但总体上，有关阚氏高昌王朝的史料资料较少，这导致该时期的很多问题难以厘清（16）。
1997年发掘的洋海一号墓（）为我们提供了有关阚氏高昌国的大量新资料。这座墓的主人名叫张祖，墓碑上刻着一块木板，文字不太清楚，生前的官职可能是“威神城主”，这在当时应该是个重要的职位。可能因为张祖的官职，加上他又是一位通晓经书、能算命的学者，墓中出土了一批极具研究价值的文献和书籍。
张祖墓出土的《葬服评注》仅有四行文字（图二），非常简略。而且，它是写在一张契据的背面，所以上面还有三个大字“和通文”的左半部分，属于契据。正面的契据文书（图三）可称为《高昌永康十二年（477）闰月十四日张祖买奴婢凭条》（编号5），是张祖用“一百三十七件货物”从粟特人康阿丑手中买下一名三十岁的胡奴的契据（17）。这份文书不仅表明张祖生活在永康十二年左右，而且证明了粟特人进入高昌贩卖奴隶的事实（18）。此契也是该墓中留存的唯一一份有明确日期的文书，为我们判断同墓中其他文书的年代提供了依据。
张祖很可能和当时高昌的税署有关，或许当时的城主就负有征收赋税和分派劳力的职责。在他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批记载人们供奉劳力的记录，如“有人给燕齐王（有时写齐燕王）供给俸禄”、“有人送苜蓿到高宁”、“有人俸禄进来”、“有人俸禄付给某人的供品”、“有人烧炭”等。这些都是阚氏高昌时期有关赋税和分派劳力的珍贵资料。
同一墓葬中还出土了永康九年和十年高昌使者出使的文书，记录了当时高昌派遣使者的情况，以及高昌从各城调遣人马的记录。这本文书反映了阚氏高昌的对外交往。使者中有南朝的乌柯，有来自塔里木盆地西南的子河国的使者，也有来自遥远的南亚次大陆的武昌和婆罗门使者，为了解这一时期的东西方交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份文书中保存的地名，也可以帮助我们探究高昌王国早期的郡县设置（19）。
张祖也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地方学者，他的墓中还发现了一本经书的残卷，一面是某家所写的《论语》，另一面是《孝经》，两页都像是已经佚失的古书，既然两面都是从经书中抄写的，应该和经书一起随葬，所以这本经书应该是张祖生前读过的一本书。此外，这座墓葬中还出土了一本比一般吐鲁番文书更长的卷轴，约有三页文字留存，内容是《易杂》占卜（图4），可能填补了战国秦汉简帛文献与敦煌文献记载之间的一些空白（20）。占卜书的背面，有历法、吉利等文字（图5）。内容虽然不多，但较为古老，因此也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历法数理史资料（21）。
张祖墓出土的这组典籍，有助于我们了解北凉、康氏高昌时期学术文化的渊源，特别是与南北朝文化的联系。《论语》、《孝经》等古代注本，是了解儒家经典及其传播历史的珍贵佚书。
此外，在收集到的文献中，还有一组从纸鞋中取出的残片，这些残片可以拼凑成一本计算赋税的账簿。根据同一只纸鞋上残存的文字，推测鞋纸上的文字也是永康时期阚氏高昌时期的文书。结合朱雷先生对北凉税务会计文书的研究（22），我们可以对高昌时期的税收和服务制度有进一步的了解。
三曲氏高昌国
新发现的文献中，高昌时期屈氏的文献相对较少，2004年巴达木245号墓出土了《高昌延寿九年六月十日取衣奏疏》一文（：1），其他文献包括一些账簿、僧尼记录、遗嘱等。
此外，2004年至2005年发掘的交河沟西康氏墓地，共有墓葬40余座，其中有一些屈氏高昌国时期的墓志铭：如《延昌三十年（590）十二月十八日康伯墓志》、《延昌三月十三日康米乃墓志》、《延昌二十八年（595）三月康忠僧墓志》。但该处气候比较潮湿，墓葬内均未留有文献（23）。在巴达姆的一些墓葬中，也留有一些墓志铭，如《延昌二年（574）二月二十一日康鲁女墓志》（：1）、《延昌二月二十一日康鲁女与其妻朱氏墓志》延昌二十三年（574）墓志铭》（:1）、延寿二十四年（630）十二月康福勉墓志铭（:1）。木纳尔墓地还出土了高昌魏国墓志铭，如《壬辰八年（609）五月张荣子墓志铭》（:1）、《宋佛主四年（627）墓志铭》（:2）、《宋佛主九年（632）妻张氏墓志铭》（:1）。这些墓志铭为研究高昌魏国的纪年、官制、婚姻、外族移民等提供了新的资料（24）。
四唐西州时期
与已发表的吐鲁番文书一样，新发现的吐鲁番文书中收录了大量属于唐代各级官府的官制文书，从官府角度看，内容涉及官制、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军事制度等。若从社会角度观察，可视为研究官员生活、民众负担、日常生活等社会史的资料。其中也有一些资料与此前发表的吐鲁番文书有所不同。
巴达木113号墓（：6-1）出土了一份从未见过的文书，上面盖有“高昌县印”。文书上记载了高昌县四恩寺三位僧人的姓名、出家年限、家世、受戒年限、到今年的年数和诵经次数，年代为隆朔二年（662年）。根据最近刊刻的天一阁《唐令杂令》的相关记载（25），这份文书应为《唐隆朔二年西州高昌县四恩寺僧籍》的原件。记载的内容比令的规定还要详细，极其珍贵。而且该文献虽成书于唐代西州时期，但僧人出家的时间却可追溯至高昌国时期，表明唐代西州佛教宗派的延续性和唐代西州政府对高昌僧尼的承认（26）。
吐鲁番巴达姆207号墓出土了一些与科举有关的文书，其中有调禄二年（680年）东都吏部送来的一份统计各州空缺的文书（：1，图6），上面盖有“东都吏部印”，史无前例，极为珍贵（27）（图7）。据《资治通鉴》记载，当年唐高宗在东都洛阳及其附近的宫殿，文书上盖有“东都吏部印”。同墓中还有一些文书，涉及对西都府部分官员怪癖和罪行的调查，应该也与科举有关。
巴达姆207号墓中也有一些残片，记录了“迟到”官员的名字。吐鲁番阿斯塔那墓中出土了几本《更簿》，是高昌县衙门夜间值班的乡名，并按日期记录了每晚值班的乡长和狱吏的名字。这些材料补充了唐代地方官员值班的制度规定和具体执行情况。
2004年，穆纳尔102号墓出土了一些非常零碎的文书残片，经过仔细拼凑，得到了两份文书，分别是唐高宗永徽五年（654年）秋和唐高宗永徽六年夏。两份文书均由西州哲州府下将沈庆所写，他请人代为“藩尚”，后来得到了上级的批准。虽然文书中的文字不多，但其中的关键词却可以重新解读“藩尚”对于唐代府兵的意义（28）。
另一份与唐代制度有关的不容忽视的文献，是在交河故城唐代寺庙遗址发现的残卷（：042）。据信内容是关于十六卫将军袍制的规定，此抄本很可能是开元二十五年（29）《礼记》残卷。唐代法律文献十分珍贵，这说明十六卫将军袍制虽然与西州地方社会无关，但仍然作为唐朝的法令下发到边远的城镇。这份文献后来被寺庙里的僧人丢弃，当做废纸使用，在背面画上佛像。
在新发现的吐鲁番文书中，有一些关于西域历史的资料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其中有一组文书残片，从上下文来看，很可能是西州刺史奉唐尚书部传达的圣旨，派人到金满州刺史处安排斡尔鲁部落回归大漠刺史处。但斡尔鲁部落被盗匪所驱散，面临重重困难。文书中还提到了“某州刺史沙陀牟氏”、“楚班达官”、“斡尔鲁多氏金”等突厥官员的名字。文书的年代可能为隆朔三年（663年）。有趣的是，巴达姆107号墓中还出土了粟特残片（：3-2，图8）。根据吉田丰教授的抄录，其中还提到了“斡鲁”部落，年代为隆朔三年（30年）。上面的官印被解释为“金满洲总督府印章”。金满洲在新发现的汉文书中屡次出现。因此，我们怀疑这套新收集的与斡鲁有关的文书也应该来自巴达姆，或许来自巴达姆107号墓。
《旧唐书》载，斡鲁鲁即“嘎鲁”，又称“葛鲁鲁”、“葛耆鲁”等。《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载，斡鲁鲁属西突厥汗国野胡阿史那阖鲁部。贞观二十二年，被唐朝吞并，居汀州（31）。唐太宗死后，高宗永徽二年（651），阿史那阖鲁叛唐，占据西域，攻打汀州。唐朝派唐军和燕然都护府指挥的回纥军多次攻打阖鲁，直到显庆三年（658），阖鲁才被彻底击败，西突厥汗国灭亡。天山南北、帕米尔山东西的西突厥汗国的诸侯国和部落，逐渐成为唐朝的藩属国（32）。
根据新发现的文献记载，文献中有“金满洲”的名称和“金满洲总督府印章”，此外文献中还有“元年十一月”、“今年三月”等字样。所记历史事件应发生在隆朔元年至隆朔三年之间，很可能反映了原属阿史那合鲁的散居葛鲁鲁部回归原游牧之地的具体过程。该散居葛鲁鲁部隶属于唐朝设立的大漠总督府，其人民应属于葛鲁鲁三姓中的赤石部（33）。
阿斯塔那395号墓出土了3本户口簿，其中有的户口簿列在“金山道行”或“疏勒道行”之后，应为唐朝西征西域时西州高昌县乌城镇临时杂务收钱的登记簿。我们知道，在大谷文书和《吐鲁番出土文书》刊印的资料中，也有金山道行和疏勒道行的记载，有些还出现在同一文书中。据阿斯塔那184号墓出土的《唐开元二年（714年）西州留忠县康安主等户籍》记载，金山道、疏勒道分别是唐朝垂拱元年（685年）和垂拱二年（686年）派往西域的行军。当时吐番军队攻打西域，唐朝下令攻下安西四镇，并派兵前往碎叶（金山道）、疏勒（疏勒道）救援（34）。战事惨烈。除了已见文献提到西州派出平民前往前线外，现已有文献证明向各户征收钱款，以援助军需（35）。
文献中还有一组残卷，是唐代西州交河县客栈出入使臣的记录，每日记录使臣到达和离开的时间。其中有关于中亚“宁远国”使臣的珍贵记录。唐代宁远国，即汉代大元，位于锡尔河中游费尔干纳盆地。据《新唐书·宁远传》记载，“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阿斯兰达甘王助平土虏县，册封为奉化王。”天宝三年（744年），唐玄宗将原音译的国名“巴赫塔”改为富有意义的“宁远”，并“以本族姓氏赐王名窦，封王室女儿为和仪公主”。这是唐朝与中亚胡人唯一的一次联姻。这一系列举动也表明了宁远国与唐朝的密切关系。文献中有“宁远王子吴谟等人”的记载。巧合的是，《册府元归》卷971《外臣贡文》中记载了“天宝八年（749年）八月，宁远国王吴谟来朝贡。”（36）史籍与文献的对应关系，证明史籍与文献记载的是同一个宁远王。从文献内容看，年代应为天宝十年。
最后，还有一些实用的文献资料，如《千字文》，可能是西州当地学生所写。同时，还发现了高昌国时期的《急就篇》抄本，显示了高昌地区练习书法的文本的演变。还有学生的书法，是《鱼咏》诗和隋代岑德润佚诗的抄本，颇为罕见（37）。此外，还有唐朝政府颁布的永淳三年（公元683年）日历。此日历出土于太藏塔，原本是撕成碎纸的，但保留了唐朝颁布的官方日历的格式，并加盖了官印，因此十分珍贵（38）。
本文所引述的吐鲁番新发现文书及墓志均为“吐鲁番新发现文书整理组”集体研究成果，本文完成后，组员们进行了讨论、订正，在此表示感谢。
笔记：
①“吐鲁番新发现文献整理小组”组长为荣新江、李晓、孟宪石；团队成员为张永兵、唐世华、朱雨琪、石锐、张明欣、雷文、于欣、毕波、王媛媛、裴成国、陈浩、文欣。
②《西域文化研究》第2、3卷，西域文化研究会编，法藏馆，1959-1960年。
③池田淳，《中国古代籍贯研究》，东京大学出版社，1979年。
④唐长如主编，《吐鲁番出土文献》（插图本），1-4卷，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
⑤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⑥陈国灿、刘永增，《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文物出版社，1997年。
⑦小田芳久编，《大谷资料集》3卷，保藏馆，1984-2003年。
⑧沙志、吴方思，《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第1、2册，上海字典出版社，2005年。
⑨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李晓、张永兵撰写），《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区408、409号墓清理简报》，《吐鲁番学问》2004年第2期第1-12页。
⑩第4行的“延”应为“尖”，见《吐鲁番出土文献》上卷第3页（一、第2行“绀尖”）。
（11）本写为“裈”，后改为“袴”。
（12）李晓，《吐鲁番新发现壁画《庄园生活》简介》，《吐鲁番研究》2004年第1期，第126-127页，封底。
（13）王树南《新疆古迹游记》上册，23页。此册现藏于东京书道博物馆。
（14）参见池田笃志，《中国古写本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88-89页。
（15）《吐鲁番出土文献》（图文并茂），上卷，第116-127页。
（16）参见王肃：《高昌史稿·治则》，第266-281页，文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17）刘芳《吐鲁番发现新奴隶贸易文书》一文，记录了此契据的文本，并分析了其年代、格式以及所反映的经济、社会面貌。该文发表于《吐鲁番研究》2005年第1期，第122-126页。但部分文字和标点与本抄本略有出入。
（18）Ei ，《新出版的烟草文献》，第6至8页，《环东农业研究系统-年度报告》第1期，新生大学，2006年3月。
（19）荣新江，《新发现吐鲁番使节文书与阚氏高昌国县邑》，《敦煌吐鲁番学》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20）庾信、陈浩，《吐鲁番洋海出土高昌早期《易经》抄本解读》，载《敦煌吐鲁番学》第10卷。
（21）陈浩，《吐鲁番洋海一号墓出土文献年代鉴定》，载《敦煌吐鲁番学》第10卷。
（22）朱雷，《吐鲁番出土北凉财书研究》，《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收录于作者《敦煌吐鲁番文献论文集》第1-24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23）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吐鲁番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康氏家族墓葬清理简报》，《吐鲁番研究》2005年第2期，第1-14页。
（24）参见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补充研究》，《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第10至11页；另见《新出托尔番文书中的粟特人与突厥人》，第8至11页。
（25）Dai ，“关于唐朝的“二十五年的杂项”的研究，第108页，文学和历史，2006年。
（26）Meng ，“ 1644年，的Si'en 的“僧侣'登记册的原始副本”，在Wenwu，新发现的，该问题。
（27）Shi Rui，“在发掘的的第二年，关于东部首都人员的密封的研究”，和 ，第10卷。
（28）Meng ，“对Tang 的“ Fan Shang'的新解释”，在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 Tang and The Silk Road：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角色”，2006年8月26日至28日。
（29）Lei Wen，“对仪式的Tang 仪式的新片段的解释，” Wenwu，此问题。
（30）2006年1月31日，新疆和 教授之间的电子邮件。
（31）唐的旧书，第194卷，《土耳其人传记》，第5179，5186页，中华书公司，1975年。
（32）与（31）相同，第5186–5187页。
（33）请参见上述的“ No. 1000的新版本”，第11-12页。
（34）参见Huang ，“从时期西方地区的政治状况的变化，从 的城镇名称清单中可以看出”，在Tang （编辑）的（编辑）中，对和 进行了初步研究，第396-438页，Wuhan Press，1983年，第396-438页。
（35）Wen Xin，“新发现的 Chone 在和时期的局势”， and ，第10卷。
(36) Song Ben Ce Fu Yuan Gui, page 3853, Book , 1989.
（37）Li Xiao和Zhu Yuqi，“来自新发现的文件的古代失落诗的书法片段，” Wenwu，这个问题。
（38）Chen Hao，“关于 Tower新发现的Tang 日历文件的研究”，和 ，第10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