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齐放 | 元勤：耶稣会来华传教士吴志芳神父简介

关于作者：

袁琴，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博士生，研究兴趣为中国基督教史、中西文化交流。

【摘要】作为第一个来京西方传教士的公墓，滕宫栅栏墓地历经了400多年的沧桑，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精通天文的葡萄牙耶稣会士吴志芳神父于1744年随蒋友仁、艾其孟、那永福等人来到澳门，次年赴京。吴志芳神父到京后数月不幸去世，葬于滕宫栅栏墓地。他的墓碑简要记录了他的生平。墓碑上镌刻的文字和图像充分体现了中西文化融合的特点，也表达了这位英年早逝的西方传教士的美好愿望。滕宫栅栏墓地内的墓碑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将为澳门乃至中西文化交流提供重要的史料。

【关键词】来华；耶稣会士；吴志芳；墓碑；藤宫扎兰墓地

介绍

16至18世纪，大批耶稣会士来到澳门，学习了中国的语言、文化、礼仪和风俗习惯，随后又从澳门北上北京，进行文化和知识传教，使外来文化和宗教重新进入中国文化体系，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语言、风俗习惯等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来华传教士通过传播科学技术，从不同角度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掀起的中西文化交流浪潮成为“中西文化大规模碰撞融合的前奏和预演”。其中，一些来京传教士与中国上层人士交往密切，受到朝廷高度重视，死后仍受尊敬，获准安葬在北京，如滕公栅栏墓地。 目前，学界对滕宫栅栏墓地已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但因墓碑众多，时间跨度较长，相关文物清理难度较大，因此对墓碑主人的研究尚不深入，特别是对来华时间较短或文献记载较少的传教士，研究不够深入。相反，通过研究这些墓碑，可以弥补部分来华传教士资料的空白。吴志芳神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来华时间很短，死后葬于滕宫栅栏墓地。笔者借助他的墓碑拓片，考证他访问澳大利亚和北京的相关情况，从而呈现一幅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

1. 滕宫扎兰墓地400年的兴衰

耶稣会士利玛窦充分尊重中国传统习俗和儒家文化，他的“儒教化”态度赢得了中国学者和官员的认同。《利玛窦规矩》被后来的耶稣会士们采纳，成功地协助了耶稣会在华的传教工作，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在北京病逝。耶稣会士庞迪沃在李之藻的帮助下，向明神宗上书，请求赐予一块墓地，以便利玛窦安葬在北京。明神宗于是把杨姓宦官的财产赐给利玛窦作为墓地。这块财产已改建成寺庙，位于一个叫“滕公篱笆”的地方。后来，耶稣会士把原来的寺庙彻底改造，修建成了一座小礼拜堂。 从此，滕宫栅栏成为北京第一座西方传教士公墓。[1]1611年4月22日，信徒们将利玛窦的灵柩移至墓地，暂时安葬于小教堂的祭坛旁。11月1日，在继任耶稣会驻华总指挥龙华民的主持下，信徒们为利玛窦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按传统惯例，来华传教士死后要回国或葬于澳门，而利玛窦死后却被允许葬在北京，打破了这一旧惯例。此后，邓毓翰、罗亚古、龙华民等在北京逝世的传教士也相继安葬于此，滕宫栅栏墓地也因利玛窦的名声而逐渐闻名。 1654年，顺治皇帝将利玛窦墓地旁边的一块墓地赐给汤若望神父，供他死后使用。1666年，汤若望去世。1669年，康熙皇帝派官员在顺治皇帝赐予的墓地上为汤若望神父举行葬礼。此后，许日升、庞嘉彬等神父相继葬于汤若望墓地。后来，原本一墙之隔的两处墓地逐渐合二为一，中间的矮墙也被一条甬道所取代。滕宫栅栏墓地的规模几乎扩大了一倍。

鸦片战争前，藤宫栅栏墓地历经沧桑，但保存完好。裴华兴认为，藤宫栅栏墓地在1610年至1860年间历经各种灾祸而幸存下来，某种程度上堪称“中国天主教不可动摇的基石”。[2]但此后，藤宫栅栏墓地便陷入“流离失所”的境地。最不幸的是，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中，藤宫栅栏墓地遭到洗劫，墓碑、墓室等建筑遭到严重破坏。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通过《庚子议定书》第四条规定，迫使清政府耗费1万两白银重建墓地。 除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许日升、龙华民、索志能等人墓碑另立外，其余77块墓碑均嵌于新建教堂外墙内。[3]1954年，因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建设，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墓留在原址，许日升、龙华民、索志能墓移至教堂后院，其他传教士和信徒墓则迁至海淀区西北旺乡新墓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墓深埋地下。 1973年，滕宫栏天主教堂被拆除，教堂外墙镶嵌的墓碑散落在院内各处。

1979年，北京市民政局、文物局重建了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人的墓地。1984年，在北京市文物局的协助下，市委党校出资在利玛窦墓东侧修建了新院落，重新栽植了院落中仅存的60块墓碑。从此，埋葬着63位神父（其中西方传教士49人，中国神职人员14人）墓碑的滕宫栅栏墓地被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成为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最有力的历史见证。

二、吴志芳神父的生平及墓碑

藤宫扎兰墓地现存墓碑中，有一块墓碑，墓主人是葡萄牙耶稣会士吴志芳（德）。[4]荣振华等编著的《十六至二十世纪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小传》中对其生平有如下记述：吴志芳，字正义（费来书：吴志芳、正义），1718年8月24日（清康熙五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布拉加教区维亚纳。 1736年3月22日(清乾隆元年二月十一日)入隐修院，1743年(清乾隆八年)入修道院，1​​744年(清乾隆九年)出家，1745年(清乾隆十年)起程赴澳门，同年去世。[5]

吴志芳神父在北京去世后，葬于藤宫扎兰墓地。可惜的是，他的墓碑上只留有寥寥数语，仅简要介绍了他的生平，后人只能从中大致了解一些情况。碑文如下：

耶稣会士吴功之墓

吴先生本名智方，字正一，泰国西部都伽耶国人，自幼入教修行，乾隆九年甲子年到澳门弘法，乾隆十年五月十五日奉旨入京，同年十月五日圆寂。入教十年，终年二十七岁。

拉丁铭文（省略）

[拉丁文铭文翻译] 献给至仁至慈的天主。耶稣会的吴志方神父（德）是葡萄牙人，生于 1718 年。他于 1735 年加入耶稣会，于 1745 年来到北京，同年 10 月 29 日去世。他是一位充满希望、才华和爱心的人。[6]

吴志芳神父的墓碑，具有中西文化融合的显著特点。墓碑最显眼的地方，是一个十字架，上面刻着三个字母IHS，这是希腊文“耶稣”的缩写（IH-SOUS）。十字架下面是三颗钉子，代表耶稣会和其他修会的三项誓言：贫穷、独身、服从。十字架旁边是四道光芒，代表对耶稣的尊敬，以及他为人类之爱而死应得的荣耀。[7]十字架两边是两条威武对称的中国龙，龙头位于墓碑头部下方，龙尾盘绕在头顶，共同守护着中间的大圆球，栩栩如生。这是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 墓碑碑身的拉丁文铭文镌刻着三个大写字母DOM，这是Deo（拉丁语：To God，Best and）三个单词首字母的组合，意为“献给至高无上的善神”。碑身四周环绕着S形的蔓藤和莲花，附有数种供品，象征着布施、守戒、忍辱、精进、静心、智慧，颇具佛教色彩。[8]底座上镌刻着幸福吉祥的石狮图案。图案中间是一对可爱精致的石狮，周围环绕着山川、河流、海浪和如意花卉图案，象征着墓主人博大的胸怀和美好的愿望。

3. 吴志芳神父访澳、访京考察

澳门是外国人进入中国的门户，自明万历、天启年间起，外国传教士便经常来澳门等候赴京服务。[9]据清内务府奏折记载，乾隆九年九月二十七日（1744年11月1日），西洋人戴金仙（克格勒，1680-1746）报告：“是年六月，有西洋船僧来服务。蒋友任、吴志芳精通天文，艾其孟善于绘画，那永福通晓音乐。以上四人，今在澳门。”[10]由此可知，吴志芳等神父于乾隆九年（1744年）来到澳门。 有学者认为，时间大概是在1744年7月至8月之间。[11]这与荣氏所言吴神父“1745年（清乾隆十年）启程赴澳门”的说法不同。笔者尚未找到吴神父到澳门后的具体行程记载，但笔者推测他在澳门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拜访澳门天主教相关人员，了解天主教及其在澳门和内地的传播情况；二是了解和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习俗，为赴京做准备。

关于吴志芳神父何时离开澳门来京，记载颇多。聂崇正《郎世宁全集》中，对吴志芳等人到京的记载如下：乾隆九年（1744年）九月二十七日，西洋人蒋友任（字德义，法国人，原名依格纳兹，1745年来华，1774年卒于北京）、吴志芳（精通天文）、艾其孟（善于绘画，字兴安，波希米亚人（今捷克人），1708年生，原名依格纳兹，1780年卒于北京）、那永福（善于音阶）等到北京。[12]有资料称，1744年蒋友任到澳门，戴金仙请其来京；次年，蒋友任奉乾隆帝之命，以数学家身份进京。 [13] 其他资料对艾其蒙神父来京的情况也有类似记述。乾隆九年（1744年），戴进贤上奏乾隆皇帝，请示已在澳门的艾其蒙神父是否应来京。乾隆皇帝下诏“准其来京”。次年（1745年），吴志芳神父来到北京，受命在内务府当画师。 [14] 以上资料间接表明，吴志芳神父与蒋友任、艾其蒙、那永福等人在戴进贤的请求下，于1744年获清廷准许来京，并于1745年离开澳门前往北京。

关于吴志芳神父等神父来京的具体日期，东伯塔档案第1054号《任命香山县令顾松为蒋友仁神父等来京事务官》（乾隆十年九月十三日，1745年十月八日）记载：“乾隆十年五月十六日，广东巡抚那子奏：派巡抚项素衡护送蒋友仁、吴志芳、艾其孟、那永福四位洋人来京，归贵司候转内务府。另有事由。另责令巡抚项素衡将蒋友仁等四位洋人送往内务府，另报巡抚。另有事由……”[15]东伯塔档案进一步透露，吴志芳神父确实是在五月十六日被护送进京的。乾隆十年（1745年6月15日）吴志芳神父与蒋友任等三位神父于同年5月16日到京，交由内务府任用。但根据吴志芳神父墓志铭，他于乾隆十年五月十五日（1745年6月14日）到达北京，同年十月五日（1745年10月29日）去世。[16] 两处记载虽然一致认为吴志芳神父于乾隆十年即1745年到京，但具体日期只相差一天，具体日期有待出土材料进一步考证。

蒋友仁神父到北京后，开始了在华30年的传教生涯，成为乾隆皇帝手下多才多艺的西洋使臣。[17]郎世宁、王志成去世后，艾启蒙神父接替郎世宁，成为紫禁城内地位很高、影响很大的西洋画家。[18]那永福神父曾与魏吉瑾、吕中贤一起担任宫廷乐师，在瀛台教授乐谱。[19]吴志芳神父精通天文，他来京的目的，应是通过传播天文知识引起清廷的重视，帮助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但他到京后不久就去世了，他在中国的时间很短，笔者尚未发现他在北京活动的较为详细的资料，因此，对他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努力，力争在发掘清廷原始档案和国内外相关文献方面有所突破。

结论

继汉唐时期佛教大规模传入中国之后，明清时期又有大量天主教传教士来华，再次掀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普遍具有以传播西方科学技术为手段、以传教为目的的共同特点，但每个人的经历和侧重点不同，命运也各有不同。[20]与吴志方神父同时来京的另外三位神父，各显神通，把丰富的西方文化和知识技能带到了中国。然而，通晓天文的吴志方神父，既有崇高的德行，又有杰出的才华，本该有辉煌的前程，可惜命运之神并不眷顾他。在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候，上帝却把他带到了永世。他在中国这个异教国家尚未能够实现的抱负，或许只有在永世才能实现。 他对上帝的虔诚，对中国的热情，这块青石就足以见证。

和吴志芳神父的墓碑一样，滕公栅栏墓地的众多墓碑巍然屹立在华夏大地，成为中西早期文化交流的绝好见证。碑文中记载的传教士个人信息虽然比较简短，但却提供并印证了众多传教士来华传教的不争事实。对于澳门而言，滕公栅栏墓地的意义更为重大。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大多以澳门作为第一站，再从澳门转往北京，使得澳门成为中西之间的纽带，成为中西早期文化交流的交汇点和主要节点。青石无声，文化却有声。 系统全面地整理、校对这些墓志铭，有助于进一步理清从澳门进入内地的传教士名单，为研究早期澳门与北京、澳门与内地的关系提供线索，对研究澳门天主教史、中国天主教史以及早期中西文化交流提供重要参考。

作者简介：袁勤，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1] 小马，《藤宫扎兰天主教墓地的变迁》，《新视野》1987年第6期，第27页。

[2] 摘自陈新宇：《北京市滕宫栅栏墓地2018年新整理文物研究》，《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第116页。

[3]林华、余三乐，《历史遗迹：利玛窦与明清西方传教士墓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7页。

[4] 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特藏部藏有该墓碑拓片，可供本文参考。

[5]荣振华等编，《十六至二十世纪来华天主教传教士传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3页。

[6] 高志宇、马爱德，《围墙虽已消失，北京最古老天主教坟场犹存》，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2001年，第195页。

[7] 摘自顾伟民著《中国基督教艺术发展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322页。

[8]参见顾伟民著：《中国基督教艺术发展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323-324页。

[9]黄宏照，《澳门同治与近代澳门》，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9页。

[10] 摘自唐开建著《天朝异化的一角：16至19世纪西方文明在澳门》，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24页。

[11]唐开建，《天朝异化的一角：16至19世纪西方文明在澳门》，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24页。

[12]聂崇正，《郎世宁1688-1766全集》下卷，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177页。

[13]韩琪，《耶稣会士与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三联书店，2018年，第173页。

[14]唐斌，《乾隆中晚期西洋画家与铜版画》，载王懿荣主编：承德市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探索、思考与对策文集，第2版，河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53页。

[15]刘芳主编，《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澳门基金会，1999 年，第 883 页。

[16]北京行政学院：《“利玛窦及外国传教士墓地”四百年变迁》，北京出版社，2011年，第187页。

[17]请参阅紫禁城出版社，《明清宫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卷，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第300页。

[18]唐斌，《乾隆中晚期西洋画家与铜版画》，载王懿荣主编：《承德市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探索、思考与对策文集》，2013年第2期，河北大学出版社，第254页。

[19]参见唐开建：《天朝异化的一角：16至19世纪西方文明在澳门》，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59页。

[20]高志宇、林华，《栅栏墓地与中西文化交流》，载《中西的初次邂逅》（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主编），大象出版社，1999年，第145页。